初读《司法哲学与裁判方法》，感触良多。作为一名有着多年审判实践经验的专家型法官，作者以其数十载苦读所感，结合鲜活而典型的案例，将法官的“道”与“术”向我们娓娓道来。所谓“术”即裁判方法，也就是法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所运用的裁判技术。“道”即司法哲学，正如作者所言“司法哲学如影附形地融会于法律适用的过程之中，成为法律适用的灵魂和主导，在裁判的方向模糊不清时，在相互冲突的裁判结论难以取舍时，总会自觉不自觉地寻找司法哲学的支援，在司法哲学的导引下豁然开朗和觅得路径。”司法哲学对法律人犹如空气，法律人的思考、行为无一不受司法哲学的包裹与驱使，仿佛时时在嘴边、笔下，但一时之间又很难用精准的语言来完整概括它。或许，正应验了一句“大道不能言”。

法律是一门技术活（本文将从实在法的角度谈论法律），其最大的魅力在于将不确定的道德通过法律技术予以表达和实现。法律的专业性决定了法官的权威来自于对法律的精准把握、解读，法官是一名戴着镣铐的舞者。能人所不能者，人始服之。“彭宇案”使法院、法官饱受诟病，就在于在该案中法官大胆地“根据日常生活经验”分析认定原告是被外力撞倒，并判断见义勇为者全程陪同诊治、垫付费用有违“社会情理”。在这个个案中，法官是完全自由的，他脱下了镣铐，忘却了法律技术的要求与限制，从个人对“常理”的解读出发进行推理、论证、裁判，最终不但不能完成守护正义的历史使命，而且自伤其身。可见，“术”是法官安身立命之本，是镣铐，也是保护。“不懂法”无疑是对法官最大的讽刺与嘲笑。一个法官如不能娴熟运用法律技术、精准解读法律内涵、严格遵循法律逻辑，其个人操守再高，也绝对称不上一个好法官。

实在法学派将“法官用法”推到了极致，在他们眼中，法官只是一部严格适用法律的机器，当法律达到极致成熟完美的境界时，只需要在“机器”中投入证据便自然而然地能得出相应的判决。法官确实应成为法律最忠实的信徒，但法官的魅力不应仅限于此。

记得大学的第一堂课，老师用极其沉醉的语言向我们描述到，世界上最古老的三门学科——法学、医学和神学，究其本质，是为满足人的价值、提升人的价值应运而生的。相信很多法律人都曾叩问自己什么是法，三千多年前就有智者用美丽而热烈语言告诉我们，法是公平，是正义，是善良，是普适价值，是生活的艺术。学界有一个共识，古代中国有律而没有法，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仅将“律”或者是“刑”视为富国强兵、逐鹿中原的工具，试想有谁会对一个限制自己权利、束缚禁锢自己的工具产生发自内心的遵从与膜拜。所以古代中国没有法治。

而在崇尚依法治国的今天，法官的“道”显然在于穷尽毕生精力使得“律”（实在法）更合乎“法”（自然法）的精神。法官应精通法律之“术”，但不能局限于“术”，因为“术”之外还有“道”。“道”能激发法官最真挚的信仰，触动当事人内心最原始的善良，让法律免于沦为工具之流。

正如作者所言，法官是一个矛盾体。他需要在纷杂的世事面前保持冷静、理智与中立；他需要用自己精湛的法律技术让出轨的生活回复秩序，让混乱的关系变得明晰；他需要用一篇篇有理有据的判决书树立威信；他需要用专业知识、生活智慧在法治的道路上披荆斩棘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法官是实干家，不比学者坐而论道，纸上谈来终觉浅。但一个好法官也必须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他必须有对法律的信仰与热爱，对公平正义的渴望与追求，对黎民百姓的慈悲与同情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法官又是一个梦想家，不比律师，座位决定观点。

在各种利益交织的盛宴中，或许法官注定要扮演一个戴着镣铐的孤独舞者，尽管脚下叮铛，依然怀着对法律的满腔热忱翩然起舞；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，尽管各种诉求盘根错节，依然运用自己的法律技巧精彩而务实地博弈。

也许有一天，我们或我们后辈能用双手抹去蒙在法律上的浮尘，让法律不仅是法官的信仰，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的信仰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项堪称伟大事业。为了成就这番事业，暂时疲惫、委屈、辛酸都是不值一提的。我们这一代法律人所要做的只是秉承法律的精神去实践法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