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通过可以信赖的司法程序，对司法人员的裁判案例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，而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、公正、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，体现的是人民群众对司法制度、司法机关、司法权运行过程及结果的信任程度，反映的是人民群众对司法的认知和认同状况。

    司法，维护公民权益的最后一道屏障。人民群众发生纠纷后，如果私下不能商谈解决，就会诉诸法院，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裁判。大家对法院的信任，源于司法权威，而司法权威的树立，又在于司法公信力的提升。在树立司法权威的过程中，司法公信力至关重要。如果公信力不高，当事人往往会随意指责法院的裁判；而当司法权威树立，司法公信力达到一定程度时，当事人则会从自身、从法律规定中去寻找败诉的原因。法官，作为司法活动的行为主体，在审判活动中，无论是调解，还是判决，其一言一行，时时刻刻都会影响着诉讼参与人对诉讼活动的信任或怀疑，影响着司法公信力。

    现代民法肇端于罗马法。我国民法，自非传统社会的产生，而是采袭大陆法系的思潮，尤其是以我国台湾、日本及德国等民法为基础制定的。大陆法系自罗马法以来，经历两千年之演进，为欧陆国家所继受。任何事物，都需有其成长的土壤环境。数千年历史表明，中国没有古罗马那样的法律生存发展的土壤，没有经历像古希腊那样因工商业的发展而突破血缘关系束缚的过程，中国的发展过程是由氏族到部落、由部落到部落联盟、由部落联盟到家庭、由家庭到国家的过程。人治成为我国独特且根深蒂固的传统，而人治的长盛不衰使法治根本无法生长，法律只是人治下的陪衬，民事纠纷的解决很少给法律提供机会，大量民事纠纷的解决都是在家长、族长或乡绅的主持下以调解的方式息讼了事。西方人靠契约关系来维系人际关系，中国人通常以血缘、姻亲等亲情来维持关系，没有血缘和姻亲关系的，则通过交情来维持彼此之间的关系。当以契约维持的关系受到破坏时，往往诉之于法律；当以亲情和交情维持的关系受到破坏时，我们本能的寻求法律以外的方式即调解解决。调解解决纠纷与传统中国文化一脉相承。[1]

    正由于前述的特殊国情，所以调解在我国司法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经过几年的司法实践，在当下环境，笔者逐渐感觉到调解的重要性，尤其是婚姻家庭类，相邻关系类和人身损害类纠纷案件。调解，必然会增加与当事人的接触机会，必然会使一方或双方作出权益让步。正因为调解过程中频繁的近距离接触，法官的言行，会影响当事人的情绪与看法，进而关乎对法官及法院的信任度，直至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。调解前提，当事人自愿。通过情理法的辨析和利害权衡，使当事人自愿的接受调解，而不是通过商求或拖延时间、威逼恐吓等手段强制调解。前者会丧失了司法的权威，后者也体现了司法的恣意妄为，即使最终调解成功，也会使当事人蔑视司法或心存怨恨，无疑饮鸩止渴。坚守法律与道德底线，衡平双方利益，顾及法律实效，调解时，均需考虑。调解时，我们要摆正中立的裁判地位，天平不能倾斜，不能让当事人对我们的身份产生质疑，及产生法官和法院偏袒一方的感觉。否则，调解也会沦为司法不公，公信力沦丧的帮凶。调解成功与否，关键是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及方案的合理性。心存公正，坦诚以待，循循善诱，当事人多会对法官产生信任感。而其中，我们法官换位思考，也尤为重要。如，我们要能体察普通人的艰辛与不易，社会保障缺失下常人生活的风险。如此，我们才不会在道德的制高点批评当事人，我们才能理解当事人，然后，我们的想法和意图，当事人才能理解。调解方案，合乎法律法规，不得违背公序良俗，自属当然，但其能否最大化维护当事人权益，而又有可操作性，化解纠纷，则蕴含人生经验于其中。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所以，我们于储备法律知识，掌握司法技能以外，要有嚼得菜根，百事可为的精神，放低姿态，多实践，多观察、多总结，丰富人生阅历。司法的公信力，不仅只有我们坐在法台上，手握法槌，一纸公正的判决，才能树立，通过合乎情理法的调解，也能达到如此效果。

    判决，其价值是向社会宣扬一种规则。王泽鉴先生在论述判决风格时谈及法院所担负的特殊任务：现行民法所含社会事物之理，既非现实真理之反映，亦非过去社会真理之陈迹，无宁是将来社会真理追求之目标。社会情况与民法规定，仍有甚大距离，因此必须致力发挥现行民法之精神，以启迪公民法律意识，复由于现代社会变迁急速，故如何适用法律以适应社会需要，亦为迫切要务。由是可知，法院所担负之使命如何重大，任务如何艰巨。故以法典守其经，以判例通其变。[2]笔者一直比较赞同“能调则调，当判则判”的司法观念，如果法院只能调解，只会调解，那即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。有些情况下，有些案件，判决比调解社会意义更大。如“泸州二奶继承案”，以调解结案，其所蕴涵的社会规则意义将大打折扣，而泸州两级法院坚持以判决的形式结案，确认和支持了社会的法律共识和基本道德共识，获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，也提升了司法公信力。

    无论是开庭审理，还是最终判决的出台，每个细节都会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树立和提升。

   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即使一个有良心的法官，如果缺乏专业的法律思维的训练和积累，也难以做到判决公正。我们抛开法官纳入公务员序列管理合理性的质疑，正如小品中，会下蛋的公鸡是鸡中的战斗鸡调侃一样，审判员是公务员队伍中技术员。庭审驾驭能力，法律适用能力及法律文书撰写能力，是法官必备的三项技能。法官，达到教授和法学家水平的，寥寥无几，但平心而论，法官法学综合知识并比他们差，因为你既要通晓实体法，又要熟悉程序法，还要掌握裁判的方法（包括民法解释学）。民商法学，号称法学中帝国，其理论博大精深。民法总则，物权法，合同法抑或侵权法等等，各自独立，又相互关联，均从属于民法典。由于历史原因，我们没有统一的民法典，法律直接实用性又不强，故而，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意见等汗牛充栋。我们只有不断通过学习，弄清每个条文的来龙去脉，理解每个条文的内涵，才能正确理解适用法律，作出合乎法理的判决，让当事人胜败皆服。同时，我们也需潜心学习和掌握裁判的方法，尤其是民法解释学。申言之，法律规范意义内容的确定，法律漏洞的补充，抑或不确定概念的价值补充，熟练运用，了然于胸，并非一日之功，贵在坚持与用心。

    庭审是门艺术，需要法官来指挥。法官作为庭审的主持者，指挥法庭的一切诉讼活动。法槌是法官手中的指挥棒，对程序的熟练把握和顺利推进，对时间的娴熟掌控与分配，对突发、意外事件的果断处理都需借助这指挥棒发挥作用。法官应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，运用不同的指挥节奏，把握时间，把握分寸，把握气氛，使庭审简洁明快，自然流畅，重点突出，干净利落。庭审的艺术在程序的推进中不断演绎，法律成为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正义，成为普通群众可以感知和享受的艺术。

    判决书，法律的载体。当法律的载体判决书以一副捉襟见肘的行头粉墨登场时，又有谁会对所谓的实体正义和程序公正充满希望呢？法律的权威与神圣荡然无存。我们的判决书，必须正确解释法律、充分宣示正义、合理判定冲突，不仅使当事人而且使广大民众能够信服并经得起历史的检验。[3]判决书繁简，因案而异。结构布局，视案需要，但逻辑清晰，论证严谨，是最基本的要求。人非生而知之者，故而平常应多研究判例，学习他人的法律论证技巧，培养法律思维和法律逻辑推理能力。当前司法实践中，判决书制作的突出问题是不说理或说理不充分。对事实的认定不加论证，表现为对证据的简单罗列而不说明采信证据理由、不表明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推理过程。不能针对当事人的诉求进行分析推理，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解意见不予理睬。很多判决书，在“本院认为”之后，就套用规范的武断判语，诸如：不予采纳、应予支持、应视为和抗辩理由不成立等，缺乏充分的论证。有时，阅读美国、中国台湾及中国大陆的优秀判决书，感觉为之一振，意犹未尽，接下来便汗流浃背，自感不足。民众需要法官在个案的判决书中展示鲜活的法律灵魂，需要严密论证、详尽说理和旁征博引、法理透彻的判决书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我辈欲图众志成城树立司法权威，提升司法公信力，提高判决书制作水平，是永远回避不了的一道坎。至于，原被告错列和性别错误等，为低级错误，是责任心严重欠缺，但其后果，不言而喻，严重损害司法公信力，故必须予以时刻注意。

    各循其规，相得益彰。正确认识和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，能调则调，当判则判。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恪守中立，平等保护，不偏不倚，依法保障一切当事人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益。[4]司法的权威，来源于司法公信力，只有不断提升司法公信力，才能树立司法权威。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，需要我们-每个司法职业者，谨小慎微，默默耕耘，苦苦经营，坚守每一道底线，完善每一个细节。

[1] 骆庆国著：《调解的正当性与正当的调解》，载《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》，2013年6月，第26卷第2期。

[2] 王泽鉴著：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》（第一册）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，第278页。

[3] 周沂林著：《司法改革从“判决书制作改革”开始》，载《21世纪》。

[4] 朱建华著：《基层法院司法权威的重树》，载《江苏法制报》，2013年8月28日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