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官“良知”断案的路径探究 作者：羊羊 发布时间：2013-10-08 12:01:28
由于法律制定的滞后属性，难以根绝法官自由裁量权使用。
自由裁量之权考验的是法官的“心里良知”。
在鼎力呼唤“司法公正、公信”的当下，人民法院法官队伍建设，必须循“孝、善、德”的路径蜕变发展轨迹，去着力培育法官“心理良知”。
近一个时期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各地正蓬勃开展，人民法院也在开展司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，法院系统从上至下，“公正司法、公信司法”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切实感受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”，已然成为人民司法的时代强音。这也是人民群众对司法审判工作的新要求、新期待，形势和任务给法院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人民法官使命光荣、任务艰巨、责无旁贷。
大家都知道，司法办案究竟公正与否，除了法律明文规定之外，自由裁量之权考验的是法官的“心里良知”；尽管近几年法律制定呈细化趋势，尽量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使用空间，然而由于法律制定的滞后属性，是难以根绝自由裁量权使用的。
说到心里良知的考量，就不得不从人的本质属性开始探究。人性的本质，有性善论，也有性恶论，可能自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就争论至今没有定论。人一生下来就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，自身的生理、安全及心里需求当然是天然第一需求，从这一意义上而言，人不为已是不符合生命的个体属性的。然而，单个人是无法生存的，人是群居的高等动物，同时具有社会属性，为了维持大多数社会人的公共利益，就不得不对天然的个体利益作出限制，制定社会管理规则，制定法律去抑恶扬善，从而倡导“人人为我、我为人人”的互助兼爱的社会模式。
对于扬善，中国社会从不绝警言教诲，首当其冲、流传最广是“百善孝为先”的古训。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“孝”文化，被树为百善之首，自有它合乎人常伦理发展轨迹的天然合理依据。试想一个人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孝，他能从心里真正去善待他人吗？可以肯定地说，他也许看起来对他人善，但一定不是出以真心，大多是装出来的，目的为了达到自己膨胀的个体私欲满足。所以说孝是观察一个人本心善与否的第一个窗口。
应该承认，社会是复杂的，善的“细胞”在不同人的身上存在的差别很大，从多兄弟姐妹共侍一父母中就可“一窥全豹”。正如五指不一样长，有的儿女甘愿“吃亏”多点，默默无闻，但求老人晚年幸福些；有的照顾老人并不尽心，“蜻蜓点水”粉饰太平；有的干脆以各种借口，心硬起来“躲猫猫”，很少给老人以物质、精神照顾，甚至成为不耻的“啃老族”。这表明人的孝行差别的确很大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孝毕竟是对自己父母长辈出于人之天伦感恩的私善，是一个人心里良知的第一个起点，属于家庭范畴。要把家庭善，扩大发散为社会的“大善”。然而社会之“大善”，层次及要求更高，需要对人的本性作出更严格痛苦的改造，需要合理缩小和正确界定个体的物质享受底线，树立为民服务的精神幸福观。总之，需要一个大大的修养提高。
“大善”需要一个大胸襟、大抱负去支撑。像毛泽东、邓小平改造国家与社会、革命与改革；像焦裕禄民困我忧、以民为天的百姓情怀，铁人王进喜“宁可少活二十年。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”的豪迈气概；像雷锋宁做一棵永不生锈的“螺丝钉”，感恩新社会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和人生追求。当然，一个普通人不可能都能做大人物、大英雄，但要达到“大善”的境界，至少要做到人民群众公认的“好人”标准。比如像善待自己一样去善待别人，像对待自己父母、兄弟一样去理解关心别人的长辈亲人等等。
话说回来，好人并不能等于“大善”，如果等于那就似乎太简单化了。
“大善”之德，还要有冷静沉着、智慧科学的头脑把航，还要看对象、时机、他人客观需求和社会常伦规范等等。不然的话，滥于施善，就会陷入好心没好报，甚而落入“马善被人骑，人善被人欺”的窘地。寓言东郭先生与饿狼行善，就是不看对象，最终丧身狼口；雪中送炭、瞌睡递枕头，如果搞乱了，别人并不领情，甚而指责你帮了倒忙；做好事反被人家碰瓷、诬告勒索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不甚枚举；工作中一味迎合别人、来者不拒，该干的不该干的都干了，往往无力搞精品、重点工作，很可能不是身体垮了，就是出力不讨好，其结果一样没干好，还要四处受批评。看来，行善还是一门大学问，要有科学知识，还要有点处事的“中庸之道”，办事会拿捏分寸才好。
实际上，大善就是品德高尚，就应该是干部任用中“德”的要求。这样看来，德不但是表面上的政治合格，还要看是否关心群众疾苦以及对待群众的态度、作风等内在的实际品行。关心群众了，群众的评价自然是正面的，其工作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、认可和拥护。
一个法官有了孝，然后将在家中的小善，修养升华为社会大善，经过这样的人生修行，才能真正成为符合职业所需的品德。
法官有了德，心里就有自律、有底线，否则办事不得体，逾越了社会公器的一定之规，内心就会发毛、不安。用到司法办案上，适用自由裁量权时，无形中内心的“善与德”就会使他（或她）比较公正。
正如孝行有差别，法官德行亦有高下之分。作为一个职业者，我们和社会不能单对法官应具备的德设置太高的要求，标准似以社会普遍认可的“公德”标准为宜。一个法官，必须具备社会公德的品行，才能在遇到“关系案”、“人情案”、“金钱案”时，不为所惑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清白的人格尊严。对所从事的司法审判工作保持足够的职业警醒，“不以善小而不为、不以恶小而为之”，从拒腐防变的小事做起，万分珍惜和慎用党和人民给予自己手中的司法审判权，自觉培养自己高尚独立的品格和职业操守，执法为公、司法为民。
综此，笔者认为，在鼎力呼唤“司法公正、公信”的当下，人民法院法官队伍建设，必须循“孝、善、德”的路径蜕变发展轨迹，去着力培育法官“心理良知”。换句话说，呼唤法官良知的“善与公”，就是为司法公信建设呐喊、助阵。法官“良知”是助推司法公信力的巨大“正能量”，只能加强，不能削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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