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胄字玄胤，相州人（今河南安阳）。因其“明习律令、尤晓文薄”，为人耿直、廉洁。唐朝贞观元年，唐太宗任命他为大理寺少卿，握有审判大权。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，他不畏皇权，力谏公平执法，就连唐太宗违反律条所作的决定，他敢于直言，促成唐太宗收回错误的成名。

    唐律规定：内侍人员不得持寸刃入上阁，违者斩。有一次唐太宗的妻兄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应召入见，因其一时慌乱，没卸下佩刀走进通往内宫的东阁门，出阁后，负责检查宫禁诸门出入的监门校尉才发现长孙无忌带刀的情况，按当时的律文规定长孙无忌已犯下死罪，但因他是皇亲国戚，又是唐太宗玄武门政变的大功臣，鉴于他的特殊身份，此案不能由一般的司法机关审理，应集中各部门的长官“都堂集议，议定奏裁”，再报皇帝决定。在都堂议罪时，媚与权势的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曲意为长孙无忌开脱，提议：校尉在职疏忽，没有发现长孙无忌带刀入宫阁门应判死罪；长孙无忌带刀入宫阁门纯属过失犯罪，应判二年徒刑，以罚铜二十斤，令其赎罪。将此意见报奏皇帝审批时，唐太宗竟然同意了，随将此案交付大理寺审核结案。

    戴胄接案后，经审查认为：校尉和长孙无忌的犯罪性质是相同的均是过失犯罪，然而同罪不同罚，一个罚铜代刑，一个判死刑，市极不公平的，随奏明唐太宗要求更正，贤明的唐太宗听了戴胄的意见感到有道理，就下令重新集议定罪，在“二次都堂集议中”，封德彝固执己见，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这时唐太宗对封德彝的意见又要认可时，在此紧要关头，戴胄面对重重阻力，挺身而出，当场反驳：“此案不能按封德彝的意见处理。校尉因长孙无忌的缘故犯罪的，依照法律应比长孙无忌处罚要轻”，极力为校尉鸣不平。在戴胄的坚持下，太宗终于同意了戴胄的意见，下令长孙无忌和校尉都免于死罪。

    当年冬天，朝廷举行大规模的吏部铨选，对已取得任官资格的人进行选拔，授予官职，但有些人，伪造官资履历，以骗取官职，为此唐太宗大怒，下令让那些伪造官履资格的人自首，若不自首处死刑。随后有人举报温州司户柳雄有伪造官履资格的事实，太宗命令他自首坦白，但他执意不肯，经大理寺审理，证实他确有伪造官履资格的事实，明习法律的戴胄依据当时可依的《武德律》来量刑，只能判有期徒刑，他向太宗回报后，太宗勃然大怒，质问：朕以下过不自首就处死刑的命令，你戴胄并不是不知道，这不是让朕示天下以不信吗？难道你热以断狱来博得个人的名利吗？戴胄反驳道：朕要立即杀掉柳雄，我是力所不及的，但这案是交付大理寺以司法程序审理的，臣只能依法而断，不能以您的一时喜怒的口谕而断，君要示天下而信，国法也要示天下而信，国法的立信要比君个人的立信更重要，国法的立信正是维护了天下太平，与君的立信并不矛盾，经过一番争论，太宗感到戴胄言之有理，终于收回成命，并称赞戴胄说：“朕法有所失，卿能正文，朕复何忧也！”

    以上史实发生在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背景下，戴胄能够不畏皇权，一丝不苟，依法断案，来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，唐太宗为一国之君，若能够听取下属正确的意见，纠正自己错误的决定，实乃难能可贵，我们现在已是社会主义的法制社会国家，执法条件要比古人的好上千万倍，但在现实的执法中，有的人却对上司的错误意见听之任之，明哲保身，有的领导一言代法时有发生，以史为鉴，对于我们的广大法官和领导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（以上史料出文新资治通鉴第二卷419—420页）